南京的冬季十二月，日落时分天色瞬间暗淡。傍晚四点左右，钟山的暮色逐渐笼罩着城墙和梧桐树，带来一股阴冷的气息。湿冷的风从长江吹来，宛如一双冰冷的手指侵入衣领。近年来，江东门一带的街道被修缮得宽敞，沿路的店铺鳞次栉比。到了夜晚，五彩斑斓的霓虹灯照亮了街道，映得地面斑驳陆离。然而，潮湿的深夜里，熟悉这里的人们知道再向前走不远处有一个异常宁静的地方：一栋灰白的建筑，朴实无华的石墙上垒着一排恬静的树影。白天，这里总是人头攒动，晚上则是关门歇业。路灯的光辉在墙面洒下一层微弱的光影，仿佛旧时的霜冻。这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，走出馆内的人神情沉重，脚步轻缓，似乎生怕践踏了历史的悲痛。有人在门口抽烟，微微的烟雾笼罩在凌乱的思绪中，有人诉说那里的沉寂让人感到窒息，还有的老人双眼红肿，却再也流不出眼泪，泪水早在数十年前已然干涸。

1937年12月，南京被攻陷。那个时期的南京，已是恐慌之城。守军的撤退命令来得太迟，挹江门外的渡口人潮涌动，踩破的木板纷纷跌入江中，坠水者仿佛降落的饺子，一刻间消失。江水冰冷如刀，滴落水中者挣扎无助，岸上人群仍在拥挤，短暂的骂声、哭声与呼喊编织成一片混乱。炮声逐渐逼近，宛如沉重的鼓点，以每一下直击心灵。

南京沦陷后，日军从中华门、光华门及中山门等多条通道蜂拥而入，久战沙场的他们在这座城市中，毫没有人性的狂热横行。参与进攻的部队包括谷寿夫的第六师团与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，他们刚在上海战斗了几个月，友军死伤惨重，抵达南京后接获的是模糊的命令：进行扫荡。扫荡的含义无人解释，但每个士兵心中明白，这座城市里可以肆意杀戮、掠夺与纵火，结果显而易见。

南京安全区未能庇护所有逃避战火的人们。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拉贝担任主席，设于金陵大学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带，最多时竟容纳了二十五万名避难者。人们以为悬挂外国国旗能够使日本兵收敛，然而那些士兵根本不将旗帜放在眼里。他们携着刺刀冲进人群，随意拽走身边的人。男人们被带去“排查”，所谓寻找残兵，实际上只是看谁的面目不合就随意抓走；女人们则被强行拖进屋内、走廊或楼梯拐角，惨叫声从黎明至黄昏此起彼伏。拉贝在日记中写到，他的纳粹旗被士兵撕裂，自己上前阻拦却被野蛮推开，目睹三名姑娘被拖走，他站在院子中听着她们的哭喊声渐行渐远，最后化为无声。他在日记中记录：我们认识到面前的是一群被允许行使任何暴行的野兽。这位德国商人本可以选择回国，却选择留在南京救助更多人，但终究拯救不了所有人。而他笔下的字句，每一笔都是亲眼目睹的悲剧。

明妮·魏特琳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长，是一位瘦削、佩戴眼镜的美国女性。日军闯入校园时，她站在校门口，张开双臂犹如母鸡护崽，奋力阻挡，怒声斥责：“这是我的学校，你们不能进入！”尽管日本兵用枪托击打她，扇她耳光，她却毫不退让，一次又一次地站在他们的刺刀面前，保护身后的女人，她的勇气挽救了上万名女性。然而，她的日记逐渐显得沉重而短暂，写道：“今天又有一批人被带走，我听见她们哭泣，但我无能为力。”1941年，她返回美国，一年后选择了自杀。南京的哭声在她的生命结束时依旧未散去。

那些被抓走的人究竟身处何地？有下关、草鞋峡、燕子矶和汉中门等多处地名，如今只是一普通的名词。然而在1937年12月，这些地方则是一座座巨大的屠杀场。机枪架在江堤上，成群的人站在江边，枪声响起，生魂横挺，江水也因之变色，赤红触目，却又暗淡如锈水，缓缓流淌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书写下一个冷静的数字：集体屠杀超过十九万，零星屠杀超过十五万，总计三十万以上。这些法律上的数字背后，是真正的人生与命运，但这些直白的字句无法揭示那些深藏在细节中的悲剧。无法描述那位十六岁的小兵，在战壕中因寒冷而无法开动枪栓，最终被坦克无情碾过；无法描绘那位母亲捣毁女儿的容颜，用锅灰遮掩，让她剪短头发伪装成男孩藏身阁楼；无法刻画那位老人站在江堤上，静静等候枪声，毫无声息。

那些更加细致的故事，经过后来的调查逐渐浮现。许多日本士兵在战后选择沉默，但也有个别在审讯中讲述了那段历史。一名士兵平静地述说，南京的士兵几无不参与强奸。他的语气如同在谈论今日的食物或沉冷的天气。他还提到：强奸过后，因害怕受害者会逃走告发，便从背后开枪将其击毙。杀死后没有多看一眼，转身便走。这份冷静让人不寒而栗，因这表明在他们的军队中，这类暴行早已成为日常。一个人若将杀戮视作饭食般平常，那么他便不再是人，而是某种军国主义机器中的一个无思考的零件。这样的零件数量庞大，足足有几十万。

慰安所则是这一可怕机器中无情的组成部分。日军占领南京后，迅速设立慰安所，四处掳来的妇女被囚禁于此，受到编号管理。